中日医疗比较 | 浅谈中日医疗教育体制的不同
[本文为疾病百科知识,仅供阅读] 发布日期:2019-08-05 阅读:1,179面对疾病带来的死亡威胁,古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灵,随着对疾病了解的经验性加深,“医学”逐渐萌生,我们将这种经验医学成为传统医学。
而今数千年过去,现代医学兴起、传承,不同的国家都早已有其特色的医疗教育体系,我们不得不承认,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不停的对其他国家的医学教育进行考察、总结,并作出对应的改革和更新。
在众多的国家中,日本则是较为合适的参考对象:同为亚洲国家,且与我国有较为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对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其经验更有借鉴的意义。
中日医学教育的特点
1、日本临床专业学制为6年,没有硕士学位,只有博士学位,医学生招生人数较少。
报考医师资格时要求大学毕业后公立综合医院研修两年,资格考试合格后方可自行营业;
取得医师资格证后,在综合医院的专门科室进行进修2年以上,才有资格参加专科医师资格考试。
2、中国临床专业学制较多,有3、5、6、7、8年多种,同时设有硕、博学位,医学生招生人数也相对较多。
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取得需要本科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1年。
2014年我国规培方案出台,要求本科生3年,研究生2年,博士2年,如此进行规培,虽然也是一种实践学习的好方法,但更多的是希望以此帮助解决医院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同时,大家再来看一组数据对比:
截至2019年6月15日的数据统计,中国共有2956所大学,平均46万人拥有一所大学。
日本大学700多所大学,其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是平均18万人就有一所大学。
PBL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
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日本早已对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在我们进行“大班式教学”时,鲜少有人会注意到这种说教式教学使我们变得被动和依从,或多或少地,我们丧失了一部分自主学习能力。
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为“授课”,即为“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而日本所使用的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教学模式则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新教学模式。
它以“提出问题→建立假设→自学解疑→论证假设”的逻辑过程来帮助医学生将各个学科融合在一起。
所学即所用,培养发散性思维,由一联想三,将知识贯穿于临床真实病例。
其优势自是不必多言,
PBL所培养的临床思维和对实用性知识的强调,对1名临床医生来说至关重要。
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
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大部分考试都是终结性评价。简单举例,我们所经历的期末考试,结业考试都是终结性评价的一种。
但是细想一下,这种单向且单一的终结性考试模式是否曾阻断了我们和学科之间联系,使我们放弃总结经验、态度和方法呢?
而与之相对的是形成性考试,是指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进行全面测评,不将教学效果局限于学生某一次的考试成绩上。
在2010年就有学者指出了形成性评价的优势:形成性评价是改进学生学习效果的有力工具。
然而直到今日,形成性评价仍未完全普及,学科界限仍旧存在,组胚,解剖,生理,生化等教学仍旧缺乏有机联系。
临床实践机会
我国目前的医疗现状已不必再多加叙述。
临床实践机会的减少不单单是因为紧张的医疗环境和严峻的医患关系,还包括患者对医疗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和临床实习生本身缺乏的知识、能力、经验。
临床实习生匮乏知识、能力、经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源于我们的授课方式和考试方式——说教式授课和终结性考试,它们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思维发散力。
所以临床带教老师不敢放手给学生实践,患者也拒绝让学生实践,学生临床实践机会大大减少。
反观日本,他们推广了PBL教学模式,并且以形成性评价作为考试,在知识、能力、经验上更胜一筹。
甚至,日本政府在发现虽然实习生临床实践机会较多但时间并不充足后,立即对大学各种机制进行了改革:授课时间削减,而临床实践大幅增加。
改革后的课程设置一般为:
第1年为一般教育课程,主要为素质教育,如:参观医院、医疗设施,护理病人等,让学生得到感性认识和早期体验。目前越来越多的院校更是采用与学生交流、互动的方式授课。
第2年开始基础医学课程学习,学习生理学、解剖学等学科,采取的方式为讲义与实习同步进行。
第3年开始临床医学课程学习,包括内、外、妇、儿、放射等全部临床学科,近年更多的院校开始以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为单位进行授课;此外公共卫生、法医学、社会医学也在必修之列。
临床医学课程学习后,学生们参加日本厚生省(卫生部)组织的统一命题考试,成绩合格者才能进入临床实习阶段。
第5年开始,学生用1到1年半的时间在附属医院或大中城市的中心医院各科室进行临床实习。
而实习内容不仅为参观学习, 还增加了作为临床见习, 参加医疗现场的联合医疗形式。
医学人文教育
医学人文教育(医学伦理学、医学与哲学等)是医学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成分。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医学教育更侧重于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技术培训,但医学中的沟通有其特殊性。近年来接连不断的医患矛盾已经足够凸显出沟通的重要性。
如此一个特殊的行业,拥有巨大的工作压力,面对家属的期待,面对生死,面对信任,医学人文教育势在必行。
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也曾专门制定《全国医学教育较低基本要求》,其中就包括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以及交流技术。
我国虽然开展了医学人文教育,但其热门和重视程度远不如日本。
厚生劳动省在 2002 年 12 月 11 日颁布了第 158 号部门法令。这项法令的第二条对研究生临床训练新体系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如下阐述:
“研究生临床训练必须为住院医提供这样的教育机会,以培养他或她作为一个专业医生的品德, 使他或她对医学的社会角色有很好的认识而无论其将来的专业如何,并具备在一般医疗实践中处理病人普通伤害或疾病的基本临床能力。”
我们可以读取出一个对医学人文教育的关键内容:
日本已经认为医生需要培养具有职业精神和品德的人格, 以及需要具备广泛的基本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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